如果经济统计数据造假，至少从两大方面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第一，影响了环境与经济的平衡关系，造成对环境经济形势的误判；第二，影响了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支付能力，造成环境保护政策的误判。此外，经济统计数据上的造假还会在其他方面造成负面影响，造成决策的误判。
严重影响环保形势判断 经济统计数据造假要不得！
最近，内蒙古、天津等地政府公开承认其经济统计数据有假，挤掉水分后，这些省市的GDP总规模和增速都出现大幅回落。以天津为例，滨海新区将2016年预期的万亿GDP直接挤掉1/3，调整为6654亿元。如此大幅度的统计数据调整，为下一步数据统计制度的改革埋下伏笔，而与此同时，经济数据上的“水分”对包括经济增长自身在内的诸多领域产生危害，其中，生态环境保护也深受其害。在笔者看来，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受到经济统计数据造假行为的影响，从而极大地干扰了相关环境保护政策的科学性。
第一，影响了环境与经济的平衡关系，造成对环境经济形势的误判。
经济统计数据上的造假首先影响到我们对于当前环境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高估后的经济增长水平，令我们过高地估计了环境保护政策的经济承受能力。
当前全国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与趋势，同时也与我们对经济增长形势的乐观估计有关。就环境与经济的平衡关系而言，任何时期的环境保护政策都不能过度脱离经济增长的基本面。
笔者曾经围绕“环境经济形势”展开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当前环境经济形势总体上是比较平稳的，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则是相关的经济与环境统计数据。这意味着，如果某地区经济统计数据是严重高估的，那么，就有必要修正原先的结论，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极有可能已经存在“失衡”的可能性。而一旦环境经济形势出现恶化，我们理应对相关的政策做出及时的调整。
第二，影响了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支付能力，造成环境保护政策的误判。
经济统计数据上的造假，极大地改变了高度依赖于地方经济和财政能力的环境保护与治理支付能力。尽管目前较多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受益于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但从占比来看，地方环境保护的主要支出仍旧来自于地方自身的财政收入，而且部分地区还按照GDP规模的固定比例列支环境保护支出。这意味着，一旦经济统计数据严重高估而进行调整后，其财政收入水平也将出现下滑，而环保公共投资将首当其冲，在未来可能出现下滑，极大地损害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支付能力。
事实上，一旦造假的经济统计数据被予以调整，将导致某些地区的环境经济关系可能出现“失衡”，那么继续执行“严厉”环境保护政策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无疑就不复存在。此时，环境保护政策应该有所“调整”，转而以“保守性的环境治理”为宜。保守估计，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6%以上的GDP增长速度仍然是有必要的，否则，在低于6%的增长速度上，继续执行“高压”的环保政策将对经济产生较大的压力。
以天津为例，在最近的“环保税”税额制定中，天津的税额位列全国前列，远远高于在经济规模上超过天津的上海、广州和杭州等地，做出这样判断的依据显然与其原先计算的GDP规模有关，在总体经济规模较大的情况下，通过环保税来促进结构调整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反之，如果数据有假，那么，这样高水平的“环保税”税额将有可能对经济与产业结构过早产生冲击，进而损害经济的根基。
除了以上两方面因素外，经济统计数据上的造假还会在其他方面造成负面影响，造成决策的误判。譬如，在经济表现“一枝独秀”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会对环境保护成绩提出更高的要求，但实际上，受限于“真实”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保护很难在短期内产生明显的成绩，这就“倒逼”某些地方政府在环境质量监测、环境保护绩效数据等方面进一步作假，影响地方环境保护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从而进一步地使得有关部门误判环境保护形势，改变地方环境治理的政策方向。
总体上，经济层面上的统计数据造假，看似仅仅只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决策，但其危害实则极为深远，在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高度耦合的情况下，环境保护的决策势必受到经济统计数据造假的各种影响和机制传导，并进而波及整体的环境经济发展形势和决策。就此而言，这再次充分佐证了当前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核心在于经济层面，而不仅仅只是环保本身。
